《裂变与重构：人民共和国的创世纪》（于化民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以下简称《裂变》）一书，是近年来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里为数不多的具有示范性意义的研究成果之一。该书面世后，并没有像许多学术著作那样昙花一现，迄今依然受到相当关注。缘此，笔者亦愿谈谈自己阅读后的所感所思。

一、内容和观点上突出的原创性

正如此书作者所强调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是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乃至全部历史的进程中，具有转折点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代表了国家权力的更迭易手，更代表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这个重要判断是理解新中国建立的真正意义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宏大叙事，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上层的或精英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层面，虽不乏鸿篇巨制，却疏于关注和思考社会变革层面的结构与细节问题。《裂变》却恰恰是在以上认识基础上设计自己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缘此，与同类主题的著作相比，它所呈现的研究成果也具有更加突出的原创意义。

内容丰富、多样，视角独特，为此前所不多见。全书4编27个专题，全景式地展示了新中国创建过程的党、政、军、民、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方面面。其中，既包括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如党的领导地位、国体与政体、人民民主专政、民族区域自治、劳资关系、阶级关系、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等政治史、概念史、思想史的问题，也包括各个领域组织制度的创建、试验、修正与定型的过程，如从中央政府到省市、县、街区、乡镇、村社等各级行政组织的建立与调适；既有国共军队在战场上的正面搏杀，如大进军、干部南下、城市接管与改造等，也有国共两党惊心动魄的地下暗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的是基于中观乃至微观的视角，即使那些传统的焦点话题如新政协召开、向全国进军的战略、新中国外交、土地改革等，也更多地尝试从个案、从侧面、从过程中展开观察和探讨。

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史迹，使我们对中共建政的复杂性有了全新的认识。例如，有关新政协筹备历程的分析表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接受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以及对新政协召集模式、新政协领导权、共同纲领性质等问题的认识，“并非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而是存在着一个曲折过程，并特别指出，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著名号召，“是向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提出的”等等。

立场更为客观，分析更加全面,既展示了中共革命进程中指挥有方、凯歌猛进、摧枯拉朽的辉煌，也客观地总结了其中的失误与不足。这种对历史主义立场的坚守，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共革命进程的艰巨性与曲折性。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的启发性的学术观点。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专题都有此贡献。例如，透过冀鲁豫区民众支前运动的分析，指出中共的真正力量之所在，就是其“卓有成效、细致入微的动员和组织”，无论就哪个方面而言，“中共当年的成功远不是以口号和运动即可达致，其中包含着大量的辛劳和付出”，正是这些因素凸现了它与国民党政权特质的不一样，使它“取得相较于南京政府的绝对优势”；书中在分析战后上海工人运动时指出，战后工潮的兴起与其说“是共产党发动的，不如说是国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等。上述观点多发前人之未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学术启示。

二、自成体系的学术理论与方法及可示范性

众所周知，学术理论的自成体系是典范性著作的基本特点之一。《裂变》一书也某种程度上具备了这个特点。事实上，作者在“卷尾语”中业已对此进行了专题性总结阐释。概括来说：

1.作者对人民共和国创建史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认为它所引发的社会形态变化“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不是对旧的社会制度的修修补补或局部改良”，“革故鼎新，除旧布新，破旧立新，此之谓也”；因而，单纯的宏大叙事不足以完整地再现建国进程演进的历史线索，也不利于人们理解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逻辑和中共的领导作用，不利于准确地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2．对于如何做好这段历史的深度研究，作者也有自己的独到方法设计。一方面，一改过去学术界把“新中国成立作为革命史的结束或者国史的开端”的思维定式，强调“以新中国成立这一事件为中枢”，“从中间向两端延伸”，采取“可以向前追溯，也可以向后延展”的办法，强调在历史的连续性中“考察建国进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把握其基本走向”。另一方面，改变此前以政治问题为中心的建国史叙事体系，采取更具自由度、开放性、容量大的专题或个案研究方式，以扩展其研究内容，实现“多向度的观察和剖解”。

笔者在浏览《裂变》目录后萌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它与著名民国史学者易劳逸（LtoydE.Eastman）的研究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

3．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上述成果与经验进行了学理化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对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见解。例如，关于“如何看待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关系”问题，作者指出：新中国与旧中国不是两个中国，而是一个中国的两个阶段；旧中国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要彻底打碎，但是新中国的建设只能在旧中国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上进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无论想问题还是办事情，忽略了这一点，超越客观实际的可能，就会走弯路犯错误；关于如何看待建国进程中党内党外围绕某些重大问题的争论，作者指出：对于当年的这些争议，研究者不应也没有必要刻意回避，而是要回归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开国领袖们是抱着共同的理想、理念，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工作的，在探索中遇到问题而见仁见智，是因观察思考的角度和重点不同而造成的，并非原则性分歧。关于“如何处理宏观把握与微观透视的关系”问题，作者指出：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离开细节就无所谓历史；但细节又是有层次的，对它们的重要性不可以等量齐观；既要关注那些对历史的转折、历史的走向起着关键性决定作用的细节，也要防止把一般性细节夸大和拔高为关键性细节，并强调：“把宏观把握与微观透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境界，应当成为学者的自觉追求和努力方向，而真正两者兼具何其难哉！”等等。诸如此类的思考与论说，使《裂变》具有了鲜明的方法论色彩。

三、鲜明的教育意义及多层次的社会阅读价值

资政育人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是毋庸讳言的，而如何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则是个大可讨论和尝试的问题。《裂变》一书，融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的考察于一体，重视长时段的历程梳理与细节发掘，由此而展示出的历史知识与历史经验，为此前多数同类著作所不具备，从而有了多层面的教育价值，并且比一般教科书显得更加生动、深刻。

《裂变》使人们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袖们神奇的战略洞察力和在重大历史关头的高超驾驭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书中提到的类似案例很多。例如，1947年1月，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比现时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1948年3月，毛泽东在东渡黄河后曾指出，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1949年1月，毛泽东在多个场合谈到美国出兵干涉中共革命的问题，并反复强调：“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令人叹服的是，后来的战争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完全是按着毛泽东的预期发展的”。

《裂变》所讲述的许多史实，使人们强烈感受到觉醒着的、胜利着的中国人的那份自信与坚定。例如，书中提到，针对英国军舰炮击渡江作战的解放军官兵的暴行，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质问：“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中国人民“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从满清主朝到北洋政府，再到蒋介石政府，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的豪气与壮举。

《裂变》所发掘的许多历史细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与工作技巧，可以滋养读者修养与能力。就笔者所见，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智慧多元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书中提到的相关案例很多，例如，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的林彪率先提出成立中央一级民主联合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的问题，毛泽东专门复电与其讨论成立联合政府的条件与时机问题；针对大城市接收问题，陈云曾建议各区要成立专门班子以做准备，对此，中共中央专电对其称赞，并告知已通知各地开始筹备；针对济南军管会所提交“接管济南经验的报告”，中共中央也高度评价，并批转各局“供他们参考”。这集中而不独裁的决策体制，应该是中共能够广泛吸纳个人、基层意见，凝聚共识，进而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

领导者既需要决策过程中的高瞻远瞩，掌控全局，也需要执行过程中的亲历亲为，抓细落实。书中说到，解放战争进行期间，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既总揽全局性的重大战略决策，也高度重视政策落实的细节。他常常亲自起草重要文稿，如新华社的1949年新年献词、中共中央通知《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抗议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等等。同时，还经常亲自指导一线具体工作。例如，针对城市接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于1948年1月和4月先后电示前线，强调要求：“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也只能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严禁“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为了做好新区和城市接管，各地根据中央要求，对接管干部进行了集中培训，详细解释进城注意事项，“甚至对怎样使用电灯开关、如何使用抽水马桶、遵守交通规则等生活细节都一一规定”；同时，对接管人员的生活问题如交通、伙食、制服、娱乐、洗澡、理发、子女教育等，也进行了统一、严格而细致的安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接收沦陷区时，出现了倍受诟病的“劫收式”“五子登科”现象，并因此导致天怒人怨，进而全面崩盘，丢掉政权。毫无疑问，中共能够有效地免蹈国民党的覆辙，与上述谨严的体制与细致的工作不无关系。

革命斗争既需要针锋相对的战场厮杀，也需要温情脉脉的人性化感召。在书中我们看到，三野部队挺进浙东时，毛泽东特意交代，占领奉化后“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占领绍兴、宁波等地时“要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树立解放军“文明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在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后，毛泽东及军委决定将起义部队扩编为3个军，并亲自对起义将领的待遇、工作等问题做出精心的安排，“这让程、陈很受感动”；国民党曾散布谣言，说中共处死了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王耀武、杜聿明、黄维等人，得到这一消息后，毛泽东特意交代程潜、陈明仁北上路过济南时，与王、杜、黄等人相见，并一道游览泰山、曲阜。战争后期，确实出现了毛泽东预见的“传檄而定”的现象，固然与战场上人民解放军表现出来的强大攻击力与震慑力有关，上述举措的政治感召力与情感融合力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简言之，大战略蕴含的是政治智慧，小细节展示的是功夫与情怀，革命的胜利既需要大智慧引导，也需要在小细节上用心。

中共在建国过程中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迄今仍有特别重要的启发和镜鉴意义。在理论层面，书中所涉及的事例比较多，兹举两例。一是1948年7月时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闻天，针对土改中出现的强迫命令集体化问题批评道：“自上而下关于农民有组织地搞集体化的假报告是很多的，这是好心好意的主观主义。农民不愿意甚至反对的事，我们又何必勉强他们去干？即使勉强干了也会失败”。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高层围绕新政权下工会角色问题曾发生过一次争论，其间，刘少奇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系统的思考，指出：普通的特别是政治上落后的工人加入工会，“既不是要来建立共产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桥梁，也不是来参加共产主义的学校和建立人民政权的社会支柱”，其出发点和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使工会成为保护他们日常切身利益的组织”，如果工会不能实现他们这个目的，脱离了保护工人利益这个基本任务，他们就会脱离工会，工会就会脱离工人群众，因此，在工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务必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工人群众之间的觉悟水平”是不同的，认识到两者间对于工会的要求是有差别的，“务必最周密地关心工人群众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福利，即使最微小的事情，也必须予以关心”。回顾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发展史，张闻天、刘少奇上述思想的深刻性及当下意义是毋庸赘言的。

在实践层面，《裂变》对党的工作经验进行了广泛地梳理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对当下工作具有方法论意义乃至警示作用的观点。亦举三例说明。一是谈到社会动员时，书中指出：“照顾、满足民众基本的需求，相当程度上可以缓解民众对出差的抵触心理，对润滑政权、民众、军队的关系有良好作用”，认为“干部带头，确实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身体力行比空头宣传效果要好得多”。二是谈到工人运动时，书中指出：“工人的事并不难办，关键在于当政者是否关心和重视其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国民党上海护工队内国共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就是缘于两党对工人利益的态度不同，也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上海新旧政权的更替。三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内围绕“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书中指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对待农民的权利和以地权为核心的农民的财产权；广而言之，60年来农村的曲折与发展，根本问题也在如何看待、对待农民的权利和以地权为核心的农民财产权”。上述问题的深层意涵，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慎重对待的。

当然，《裂变》一书并非完美无瑕，也有一些缺点和不足。就笔者浅见，该书在多个层面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提升的空间。从大处说，相较于“创建新中国”这一宏大而壮烈的历史进程，不论现有的论题还是内容的展开，在历史厚度与分析力度上都还有待提升和加强。从小处说，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如原始文献的发掘比较多，田野口述的资料比较少，定性分析的多，定量分析的少，基于国内的考察多，站在全球视野下的观察少。此外，个别篇章的问题意识不强，如关于合作化问题、关于教育复员与改造问题的讨论，偏重于一般史实的叙述和归纳；个别话语的表达存在时空错序、语义模糊的现象。另外，还有些与建国史有关的相当重要的方面和问题，书中也没有或很少涉及，不能不说是较大的缺憾。

尽管如此，《裂变》一书的原创性与示范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在学术上显著地丰富了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同时，也为广大非专业人士特别是领导者提供了一部充满政治智慧、人生经验与工作技巧的有益读物。